伤损可分为两类。皮肉筋骨伤多有外表体征可见，统属外伤。与外伤相对而言，主要是气血失和，脏腑损伤的一类病证则总称内伤，亦称内损。
 在人类历史的早期，损伤性疾患就出现在人类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。传说中“有巢氏构木为巢”的时期，由堕坠而致脏腑损伤、气血为患是并不少见的，这从最早的医学典籍中都有堕坠损伤的论述，可以得到证明。《素问·缪刺论》云：“人有所堕坠，恶血留内，腹中满胀，不得前后，先饮利药”，已述及堕坠所致脏腑损伤，瘀血内蕴的症状和治疗。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“肝脉搏坚而长，色不青，当病坠若搏，因血在胁下，令人喘逆”，提到了另外一些症侯和脉象。《灵枢·邪气藏府病形篇》又云：“有所堕坠，恶血留内，积于胁下，则伤肝”；有所击仆……则伤脾“，“有所用力举重……则伤肾”，其所叙内容更广泛，且明确提出了脏腑损伤。诸如此类的内容在《金匾要略》、《脉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均有所述。晋龚庆宣撰《刘涓子鬼遗方》提出“内伤”一词。有“金疮内伤蛇衔散方”，然而有方无解。隋巢元方作《诸病源侯论》有“压迮坠堕内损侯”。使用“内损”一词，并指出因“伤五内”有“致吐下血”的症侯。唐王焘撰《外台秘要》则广引诸家方书，所载较详。其中引“许仁则辽吐血及堕损方”，谓“此病有两种，一者外损，一者内伤”，明确了由堕打压损所致病患可分为外伤及内伤两大类，外伤是“手足肢节肱头项伤折骨节”的筋骨伤；内伤又依《千金》、《广济》等述其症治：一种是“伤五脏，微者唾血，甚至吐血”的亡血证，用阿胶、艾叶、芍药类补血止血之品。一种是“内损瘀血”、“血在腹聚不出”的血瘀证，以当归、蒲黄及大黄、虻虫、佐姜、桂之类温化逐瘀、活血生新的方药治疗。再一种是情况既无明显的瘀血内聚症候，也不吐唾下血、“腹内无觉触”、“外虽无状”，则需考虑是否属“损伤气不散外”的情况，这是不同于内伤及血的“伤气”，也须用通利之剂。此外，《外台秘要》还提到“内损有瘀血，每天阴则疼痛”，这又是瘀血不消而致陈伤时发的见证。以上资料表明，随着祖国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就逐步积累了对内伤症因脉治的认识。及至唐初，祖国医学有关内伤的论述已较为系统了。
    唐宋以后，元明医学的发展，出现了各有所长的医学流派，内伤的论述虽渗入其他的涵义，但是或分证论治增补了内伤的症状及治疗方药；或专论血症，有助于内伤的鉴别；或加深了对发病的认识；或扩充了内伤的范围。元李东垣创立内伤学说，这一学说以“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”为论，主要是内科学范畴的内容。其中，“形体劳役”所伤则与损伤有所关联，慢性的积劳损伤也可致脏腑损伤，气血失和。当然，这是以虚损为主的内伤虚证。可以认为李氏之说正是从这一方面对伤科内伤作了补充，并启发了后世不独以攻下逐瘀论治伤损，而且要注意补养脾胃化生气血，使气血充养而最终使脏腑损伤得以完全恢复。明皇甫中《明医指掌·瘀血篇》邵达补白谓：跌仆损伤“一时不觉，过之半日，或一二三日而发者有之，十数日或半月一月而发者有之。”这就把内伤的发病情况补充得颇为全面。
    明缪希雍《神农本草经疏》以“蓄血俗称内伤”，其论自有偏颇，内伤往往是瘀血内留的蓄血症，但内伤并非仅仅是蓄血，蓄血也不完全是内伤。缪氏又说：“或积劳，或多怒，或饱后行行，或负重努力，或登高坠下，或奔逐过急，皆致蓄血。”可见他说的内伤既不是李东垣之说为主的内科内伤，也并非损伤为患的内伤，仅是蓄血一证的别称而已。此说可看作是对以蓄血作为一种类型的内伤，提供了有关的鉴别诊断，并从转归、治疗等方面互为补充。明薛铠、薛己父子作《保婴撮要》分立“跌仆外伤”与“跌仆内伤”条，分别用病案的形式明确分辨内伤的诊治。薛己又承前人之说，在《正体类要》中立论主治大法，为包括内伤在内的损伤内治确立治疗原则，无疑这是唐王焘《外台秘要》之后较为重要的发展。因此后世各家凡著书立说论损伤内证及其治疗多宗薛氏之旨。
    综上所述，内伤一证可分为急、慢、新、陈等类型。凡堕坠跌仆骤然所致者为急性损伤，如劳逸失度，积劳日久所致者为慢性损伤。仅由一次损伤，或伤后短期内即发病的都属新伤。如日久宿伤又发，或新伤未根治而缠绵日久者均属陈伤。以上急慢新陈不论何类，其发病原理均系气血失调，脏腑受累。因此，临诊辨证可以气血为纲，参合脏腑见症分析而把握病候。